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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J \' J, T7 _0 @李政道（1926-2024）、杨振宁（1922-）那一代学人，都是中西兼通的，不仅有很好的科学素养，而且国学底子都很深厚。比如李政道虽然是天主教世家出身，但从小就阅读兴趣非常广泛，一个佳话是，1946年当他入读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时，本来入学要测试西方文明经典，但他却以自幼接受的是国学教育而要求测试东方文明经典，最后得到允许而被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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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杨振宁读初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曾请人专门为他讲授《孟子》，以至于晚年他曾表示：“30岁后，我为人处世全靠《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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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12日，《纽约客》杂志登载了李政道的同事、后来成为著名科普作家的伯恩斯坦撰写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题目是《宇称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其中记载了李政道、杨振宁用《易经》占卦决定未来学术方向的故事——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这两位科学家的国学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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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a2 \* H; h原来，李政道的物理学研究方向是几经转变的。他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最早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基本粒子理论，最终却选了天体物理的题目，博士后又做了一段流体力学，1951年离开流体力学之后，并没有直接去做粒子物理，而是先和杨振宁一起做了半年统计力学，之后又在巴丁教授的影响下，在多体物理领域流连了差不多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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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8 k% z4 q1 K2 U$ V, i但尽管费米曾在1949年对李政道说基本粒子理论没有前途，结果他自己也禁不住新建成的高能加速器发现的大批新粒子和新现象的诱惑，去世前于1953年和1954年连续发表了四篇基本粒子理论论文。正是英雄所见略同，李政道也在1953年秋转回了基本粒子物理。正因为这次学术转向的成功，这才有了他和杨振宁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就。获奖后，当他在基本粒子理论界如日中天的时候，却又在统计力学和超低温凝聚态物理领域徘徊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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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G% ]. u6 Z0 N( q. w [' Y5 y5 @ P两年间他与杨振宁合作收获了七篇论文，但成果却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统计力学分散了他对基本粒子理论当时正在酝酿着的大突破的注意力。这时李政道就面临一个抉择：是继续统计力学和低温凝聚态物理的攻关呢，还是回归到基本粒子理论领域？要知道，李政道和杨振宁一向对中国古典智慧感兴趣，两个人对易经也都是熟悉的，据说占卦就是李政道和杨振宁偶然尝试的游戏。4 q9 v# ]% k- {& ?: B1 n7 n' l" g# `
3 u l( a6 e1 ]' T8 C% ]+ g% b3 [伯恩斯坦说李政道曾对他讲：“神奇的预言有时候会让你不得不改变思维方向。”) D# f5 r W# g T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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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1月26日正逢美国感恩节，又是李政道33岁的生日，李政道和杨振宁两家团聚。两人决定一起用易经预卜未来。他们用的是三块硬币投掷统计正反面计数的方法。占卦求问的问题是：今后二十年内基本粒子物理会不会有突破？他们得到的卦象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三卦“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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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7 b M Z, B5 K$ n$ c* x* {4 T我们知道，渐卦的卦辞是：“女归吉，利贞。”据伯恩斯坦文中说，正是由于这一卦，李政道得以从统计力学中解脱，全力以赴重新聚焦基本粒子理论；并且伯恩斯坦还在文末以诗一般地的语言对此赞美道：“李和杨在欢乐和愉快的期待中工作着。”2 O, \6 ]0 d8 i* d-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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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政道回归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是否真的就是完全归于这次占卦，那就见仁见智了，客观的情势或许还是主要原因吧。另外顺便提及的是，李政道和杨振宁后来的分道扬镳，就缘于伯恩斯坦的这篇科普文章。至于两个人究竟孰是孰非，那更是见仁见智的事了。, q) t5 ]; t# s! O, x4 o
& w% L. I6 G+ I- D0 l- H一、杨振宁就此事从香港发来传真的原文：“1960年至1962年间，有一天晚上，在我家里聚集了一班理论物理学者一起吃饭。有A·Pais，李政道，另外还有几位别的人。饭后我们开玩笑，占了一卦，并且查了易经。这件事后来在J·Bernstein一篇很有名的关于我和李政道的文章里曾有过趣味性的报道。我在9月回到美国后可自石溪寄来一份这篇文章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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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真中提到的文章有关部分之中译文：“杨与李常常关注这一问题，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常常极为欢欣地借助于深奥的东方智慧之源易经……1959年11月26日，李与杨问卜易经，问：‘两年后基本粒子发生突破吗？’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渐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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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6月21日，A·Pais教授，他是李与杨的同事，问卜易经：‘存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原则，它统一强作用、电磁作用与弱作用？’他得到回答的那部分是：需卦。李政道和杨振宁正在怀着喜悦、并且不垂头丧气的心情在等待着与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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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8-6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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